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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罗庄的遭际与创作
2018-02-11 08:50:50 来源:文汇报 作者:徐燕婷 【 】  评论:0条

罗庄的一生,如果说生逢乱世,国难无从避免,那么家难频作,则又加剧了罗庄的不幸。罗庄词作,兴至而为,以女性的细腻与灵性,不刻意剪红刻翠、逞才使学,摒弃时人无病呻吟的有意为词之敝,成其“韵事”。

在风云迭起的民国时期,才女的命运往往随世浮沉,她们的创作也常常因世情或搁笔或减产,殊为可叹。民国女词人罗庄即是其中一位,从她的身上,略可见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民国才女们命运的缩影。罗庄(1896—1941),字寤生,一作婺琛,后字孟康,近代学者、藏书家罗振常女,浙江上虞人。其自幼秉性颖慧,尤喜填词,生平著作有《初日楼稿》《初日楼续稿》《初日楼遗稿》等数种。因目前学界对罗庄的研究寥寥,笔者不揣谫陋,略作一二补充。

国难、家难与才女之遭际

罗庄的一生,诚如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那样,经历了清王朝颠覆、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和抗战爆发,罗庄曾在《丁丑浔溪避兵记》 云:“予家居沪廿余年,凡肇和之役、齐庐之役、淞沪之役,经历既多,已成司空见惯。”罗庄生平第一次远离乡国,是在1912年的春天随家人东渡日本避难。由于国内局势紧张,袁世凯篡国,战事频起,其伯父罗振玉首先远避日本,后驰书见招,罗庄一家亦东渡日本。离乡背井,故国之思自然难免,好在西京风景秀美,民风淳朴,倒是稍稍安抚了罗庄年幼的心灵,故期间有不少赞美当地民风民情的作品,罗庄有《海东杂记》一文专门记载卜居日本之事,其时“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媪童稚,隔篱呼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伯父所居较远,亦相距百余武耳。故乡俶扰,不见不闻,堪称世外桃源矣。”西京好则好矣,终究是他国之土,加之日用习惯等不便,罗庄一家于1914年春天回到上海。如果说这一次离乡背井因避居之地优美的人文风景尚不足以构成其沉痛的经历,那么1937年抗战爆发后罗庄辗转浔溪,死里逃生,则令其身心饱受摧残。当时上海已经炮火纷飞,初,罗庄一家避居租界,然随战事日久,租界内也已无安全保证,陈尸遍地,人心大恐。故1937年9月,除夫君周延年因要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外,罗庄携家小回夫君出生地南浔。1O月,上海失守,不久南浔陷落。罗庄独自携子女、仆从避兵乡间,期间艰难险阻,唯有自知,罗庄在《丁丑浔溪避兵记》中记载,由于战事紧急,通讯与交通阻断,罗庄与上海父母、夫君失去联系,其携带众人辗转逃窜至大唐兜,又遭遇日兵,好在此次遭际有惊无险。是年冬,周延年也从上海追踪至南浔乡间,全家团圆。1938年1月,全家乘船到乌镇避居,后举家由乌镇到青浦之朱家角,之后乘船到上海,方才结束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罗庄在逃难途中,已身体抱恙。回到上海后,不久即病,缠绵病榻三年,于1941年卒。

如果说生逢乱世,国难无从避免,则家难频作,又加剧了罗庄的不幸。罗庄性孝爱友悌,然而,周全之人生又何其难。1927年,罗庄受父母之命嫁于南浔周延年为继室,其时周已与前妻育有二子。身为继母,罗庄处处难为。婚后,罗庄既要照顾家中老小,又备受刁难,旁无亲人可诉。1932年冬,罗庄随周延年移家苏州二载,居住在城南泗井巷十八号。其时,周延年因难平家难出外漫游,罗庄双亲又远在上海,孤凄之意可见一斑。“既婚,事姑嫜如父母,善待延年前妻二子。然二子少不经事,受人挑唆,频频对继母无理取闹。延年软弱,未能平息家难,护持妻室,为逃避纠纷而出外漫游。庄只得杜门索居,料米盐,抚儿女,无亲故往还,形影相弔,萧瑟之怀,形于篇咏。”(罗静、周世光:《初日楼主人罗庄年谱》,《初日楼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1935年,家难又发,罗庄遂寄居上海槟榔路金城里八号邈园公家。罗庄本欲终身不嫁,侍奉父母。无奈父母之命难违,其在《述怀七十韵》中自述其志,表达了事与愿违的无奈:“未若撤环瑱,奉亲偕弱弟。终身读父书,饮水饭疏食。尘网藉此逃,悠然游物外。奈何父母心,苦不谅其志。郑重诺良媒,终令谐伉俪。闻斯惊失措,恍惚情如醉。尊长互主持,未容有异议。低回不敢争,默默含愁退。自伤心事违,

辗转难忍泪。”罗庄不嫁之初心既违,婚后虽恪尽人母、人妻之本分,却又家难频作,生活之苦可以想见。文学创作上,婚后也因生存环境之不易所作不多。无怪乎其夫周延年叹曰:“使孟康而不嫔余,从容吟咏,其所诣当不止此。今十余年间,仅成一卷,则余负孟康者何如也!”(周子美:《初日楼稿》跋,1957年油印本)

当然,除国难、家难外,亲人故去也成罗庄的重创。1924年,罗庄弟君鱼因肺病过世,罗庄有数首作品悼念之,并因伤心过度而患病。1935年,次子世禄患伤寒病逝,罗庄有《大江东去·题五龄童子遗墨遗照》一阕伤悼之。1940年,素来疼爱她的伯父罗振玉病逝于旅顺。罗庄辗转得知后,悲痛欲绝。以上种种交织,令其最终盛年而亡,殊为可叹。罗庄之子周世光云:其“本可从容吟咏,然九年内三子一女出生,抚儿女,料米盐,不胜辛劳;又值倭寇侵华,屠戮劫掠,避乱流离,饱受惊吓;更遭次子世禄五岁夭亡、伯父雪堂公病逝切肤之痛,致生母心力交瘁,气体渐衰,病肺三载,竟致不起”(《初日楼稿》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性喜填词与原因之探

罗庄《初日楼稿》数部,尤以词为多。这源于其自少聪慧,性喜填词。而这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其一,天赋使然。罗庄自幼颖慧过人,读书颇具悟性,这也为日后其自悟为词之道奠定良好的基础。其父罗振常在《祭长女庄文》中曰:“汝幼时由予授读,仅毕‘四子书’而止。诗古文辞,初未讲授,汝乃摸索而自得之,下笔即斐然成章,尤工于长短句。”天赋有之,悟性有之,故虽因外力而被迫弃学,其也能自学成才。一则在女红为妇女第一要义的传统中,罗庄不得不迎合世俗习女红而辍读。母亲希望罗庄能事女子之正务,同时也并不完全杜绝其为学之路,其母在《初日楼续稿》序中云:“长女庄幼即嗜读,余既嘉其勤学,又恐其荒女子之本务,恒以为忧。稍长,乃舍去而专攻针黹。且佐余理家政,抚幼弟,日无余晷。余喜其知所本也,偶有把卷,辄不之扰。”二则时事使然,家境渐趋窘困,在父亲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之际,其偷偷自学以成所好。随着家境每况愈下,父亲罗振常因生计而奔波于外,故罗庄“渐长辍读,专习女红,然犹耽坟籍。家无长物,陈编蠹简尚所不乏,庄暇窃读之,或误针黹,遭母责不能竟弃也”(罗振常:《初日楼正稿》序,1921年上虞罗氏铅印本)。及至稍长,罗庄已对词有自己的见解,并小有所成,罗振常云:“偶小病,整理旧词遣闷,有当时未录存者,向索必得,知其好此。因与论诗词,多中肯语。稍稍奖之,乃踟蹰出一小册,则所作俨然成帙矣。阅之,颇近自然,不类初学,而词为较胜。”(同前)这些不得不说是罗庄的聪慧、其对词的天然领悟力和由衷的喜爱故而能成之。连并不十分赞成女子舞文弄墨的母亲张筠也不得不由衷赞叹:“夫庄自幼时,夫子粗授以文义,即糊口四方,初未加以启迪。乃他人钻研毕生,或尚未得途径者,庄以随意得之,此固天也,非人也(张筠:《初日楼稿》序)。”

其二,家庭学养之耳濡目染。罗庄的母亲张筠为名门之后,是一位有文采的女性,著有《练潭书屋遗集》传世。父亲罗振常虽因生计而无暇兼顾子女的教育,然家庭中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尤其在词方面潜移默化的熏陶是罗庄性喜填词的重要原因。罗振常在《初日楼正稿》序中云:“而予家藏诗甚少,词则名家几无不备。予又多作词少作诗,亦濡染使然也。”家中丰富的名家词集收藏给罗庄提供了学词的物质基础,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对创作文体样式的选择。父亲多作词少作诗同样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她的选择及对填词的认同,让罗庄参与词集校对等工作也在文学实践中强化了她对词的体悟,“夫子早岁作诗,后乃辍作,顾烦忧无可写。乃复作词,尝命庄清缮旧稿,时亦命其助校前人之词。故庄于词尤好,而所作亦工于诗,出语多惊耆宿”(张筠:《初日楼续稿》序,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

其三,填词符合其气质秉性。词之为体,要眇宜修。作为女性,词更成为一种性灵之文学,伤春悲秋、感时伤事等等,兴之所至,无不诉诸笔端。罗庄词作,兴至而为,以女性的细腻与灵性,不刻意剪红刻翠、逞才使学,摒弃时人无病呻吟的有意为词之敝,成其“韵事”。这一点也颇得其夫周延年赞赏:“昔人谓填词为小道,殆以其无关于民生国计,非学者之急务也。若有闺帏能于中馈余闲,以之抒写性情,则亦不失为韵事。孟康内子雅擅倚声,运笔空灵,含思温婉,深得词家正宗(周子美:《初日楼遗稿》序)。”所以,罗庄本人对词体的喜好以及词体与其气质秉性之相符,造就了她在词学上的成就。

为词之路与创作述评

纵观罗庄的为词之路,主要集中于三个阶段:

1908—1921年,女红针黹之余的涂鸦初学。此期以状写春花秋月、流连光景之作为多。罗庄在《初日楼稿》卷末自记:“儿时趋庭受四子书,粗知文义。年十二三,从母氏攻针黹,料米盐,遂废读。然心之所好,乘隙辄把一卷,间学为吟咏,不自知其当否。缄稿于箧,未敢出之。……盖诸作大率流连光景,而祗及春秋,不言冬夏。古人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良不我欺。平日喜秋爽尤逾于春和,故秋情尤多,兴之所至,不能强也。”这一时期是罗庄独自摸索为词之道的时期。由于父亲为生计忙碌而奔走,母亲又不太支持女子舞文弄墨,故罗庄只有在闲暇之际把卷自学小词,故词作尚处于模仿、摸索的阶段,在词境上多有重复。诚如其所言,纵观集中诸作,大多为吟风弄月,流连光景之内容。如《浣溪沙》一阕:“瑟瑟芙蓉颤晚霜,萧萧木叶下寒塘。深秋急景太凄凉。白日时闻虫斗响,西风乍起雁成行。城头吹角又黄昏。”萧瑟之秋景较春明更容易呈现出深沉的意蕴,然依旧不离伤春悲秋的题旨。然这一时期部分词作却展现出一定的家国情怀,于一闺中女子而言,实属不易。这部分词作主要集中于罗庄十八岁时随家人东渡日本时期。在日期间,罗庄创作了不少作品,皆描写了西京悠然于世外的淳美,冲和淡远。然而,“虽山川信美,惜非吾土,终难已故国之思”(罗庄:《海东杂记》)。如“漫说终非吾土,消愁抱、且自流连。”(《满庭芳·避地至日本西京,山川信美而不能减故国之思。寻幽既倦,感成此阙》)、“故园庐舍应无恙,竹树知生第几丛”(《鹧鸪天》)、“回首神州,一夜乡心万斛愁”(《减字木兰花·壬子中秋》)等句,皆流露出背井离乡之人的故国之思。这一时期的作品虽于艺术性而言,笔触尚显稚嫩,然由于罗庄远赴日本之经历的特殊性,不能不说给其词作增添了某种更深沉的内容,这些作品也成为这一期词作中的亮点所在。

1925—1927年,闺友唱和论学之活跃期。继1921年罗庄父亲为其刊刻《初日楼稿》后,罗庄创作经历了几年的沉寂期。1921年《初日楼稿》刊刻后,罗庄因忙于家事等原因,创作并不勤。尤其是长弟君鱼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21岁时早逝,罗庄除了几首悼弟之作外,几乎搁笔。“今自辛酉年成诗词稿一卷,从此遂少所作。甲子季春,鱼弟兰摧,为有生来未经之奇痛,则更文通才尽、君苗砚焚”(罗庄:《初日楼续稿》,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又因“哀悼殇弟,当食而哽,遂罹胃疾。”(罗振常:《祭长女庄文》,《初日楼遗稿》,1942年钟灵印字机印本)。1925年6月,因其伯父罗振玉六十大寿,罗庄赴天津为之庆贺,罗振玉因见其气体不舒,身形消瘦,特留下她调养,直到第二年春天,罗庄才返回上海家中。罗庄《初日楼续稿》卷末小记记载了这段吟风弄月的时光,“津寓群从多诸嫂妹,朝夕聚晤,蒙古升相国女孙飞霞、云锦两世妹,又相与论学,不虑岑寂。除忆两亲外,时复欢笑,乃稍稍加餐,气体渐复。闺友多欲得所作,时有赠答之什,所积渐夥。归后一年,不废讽咏。”故从1925年到1927年夏《初日楼续稿》刊刻前,是罗庄创作的活跃期,而尤以唱和赠答之作为多。诚如罗庄所言,因酬唱赠答之作多口占为之,故作品于字斟句酌相对不足,出艺术上的精品则尤难。“余维稿随时积,亦当学与年进,《续稿》所作,强半与人赠答,且往往不容思索,迫令口占,境虽较孰,然熟则易流,难得绵密坚凝之作”(《初日楼续稿》,1927年上虞罗氏铅印本)。然而,经过了前期漫长的摸索和创作上的初探,从词创作艺术而言,此期罗庄于词体创作已颇为娴熟,也可视为其创作的成熟期。当然,尽管艺术上臻于成熟,然由于词作境界的相对狭隘,故此期的词作仍给人以面目雷同之感,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其悼亡鱼弟诸作《临江仙·晚检鱼弟遗稿,凄咽就睡。中夜梦醒,倚枕成吟》《浪淘沙·鱼弟忌日,慈亲命偕季妹、俪弟设奠斋中》《金缕曲·鱼弟忌日》等,即胜在情真,沉痛淋漓。

1928—1937年,多病多难之际的零星创作期。这一时期作品不多,一方面罗庄由于婚后日常生计的操持、子女的陆续出生和养育重任以及家难频作;另一方面,罗庄因鱼弟过世后,因悲伤而落下病根,虽在天津经罗振玉一家细心调理后已大有起色,然依旧体弱多病,身体状况不佳,故于文学创作而言,少了一份闲适的空间和吟咏的情怀。但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罗庄的作品开始走出闺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1928年,“暮春,侍父母赴杭州游西湖,尽室偕行,留连数日,殊惬心。仿欧阳修《西湖好》词,联章成《采桑子·西湖好》十阕,均刊登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罗静、周世光:《初日楼主人罗庄年谱》,《初日楼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另一首词《减兰·王季淑姊斋中昙花开,半日而敛。初放时以摄影术留其形,制为小帧,分诒同人。悬之壁间,因题此阙》也刊登于1933年同一期的《词学季刊》上。《词学季刊》刊登的女词人作品并不多,同一期刊印二十二首作品,而罗庄作品竟占了十一首。1939年,罗庄病重之际,钱单士厘自北京来书问疾,并请罗庄告知近著,欲将其作补入所著《清闺秀艺文略》中。罗庄病逝后,单士厘《悼初日楼主人罗孟康》“尺素无缘达,仙凡遽已分。芳徽虽未晤,佳句已传闻”等语,恰恰说明了罗庄其时早已文名在外。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事严峻,罗庄避地浔溪,几近搁笔。此期较有明确时间指向的唯有1938年3月罗庄辽宁探望罗振玉之际所作《被兵脱险,渡辽省伯父母,敬步伯父原韵》。之后,罗庄病情急转直下,同年4月回上海,“九月二十九日,忽发头晕症,乃贫血所致。十一月二十三日吐血,医者曰病肺”。1939年7月,“延淮安名中医刘树农来诊,谓庄病已甚,来春恐危殆”。1940年,“庄病加剧,频吐血。雪堂公自闻其病,屡致辽参。五月,雪堂公罗振玉病逝于旅顺。家人不敢即告。数月后,庄辗转得知,悲痛几绝”。1941年,“春,刘树农复来诊,曰:庄病已不可治。三月十七日,移居金城里邈园公宅。二十六日大吐血,二十七日子时卒”(罗静、周世光:《初日楼主人罗庄年谱》)。故1938年之后,其病体支离,作品几绝。

罗庄生非其时,生活于忧患之境,其唯有于文学中暂觅愉悦之心境,诚如罗振常所言,“汝之愉悦心情只在伸纸疾书之候,外此皆愁苦之境矣。”罗庄聪慧过人,悟性颇高,尤喜填词,也获得外界认可,其夫周延年云,罗庄“早年既有集行世,人多激赏之。时朱彊村、况蕙风两前辈方结词坛于海上,颇喜汲引后进。闻蕙风甚欲致孟康于女弟子之列,而集中未见诸老一言弁首,心颇异焉。后乃知外舅心井老人恐盛名损福,不欲其有声于时而谢之也。”(周子美:《初日楼遗稿》序)其父爱女之心拳拳,然罗庄纵使聪慧过人、才华横溢,最终亦因家国之难、生活琐务而香消玉殒。假使换一清明盛世,使其能恣意为文,罗庄于词学的创获将不可限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罗庄的命运正是当时一代才女命运的缩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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