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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攀:小说的演算——“长篇”的方法与方向
2021-02-16 10:21:59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  作者: 曾攀 【 】  评论:0条

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中,智商超群的数学家黄依依胸有成竹,特嘱情报机构701进行了一个月的演算,最后实施统一的“加减乘除”,以破译敌人的密钥和行迹,然而不料最后算出的结果是个“不尽数”,除不尽,数破了,“换句话说,就是黄依依的猜想是错的”。除出余数对黄依依的解密是致命失误,但在小说世界里,“余数”是题中应有之义。黄依依破译和解密的算法,建立在大体量的数据考察与演算法则之上,更遵循着她个人的经验和直觉,此处的试错铺垫了往后的功成。而同样依托于主体经验与美学觉知,在微观堆积和细节累聚基础上的规模布局与宏观推演,则代表了长篇小说的质地。这与中短篇小说意义上的算术和量测,有着体例、性征和方法论意义的区隔。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乃于历史的长时段或延宕足够长的时间形态中,于千万人及缠绕其间的人事与人心之中,试图最大限度地使用“除法”求得“余数”的写作。

当下的长篇小说,在文学观念的革变与语言文体的发展过程中,遭受到来自信息膨胀与经验贬值的冲击,纯粹的形式变化、简单的语言翻新以及单向度的经验想象,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文学鼎新与阅读转变。尤其对于长篇而言,建构诗学与科学的统合,重估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专注内容革命与话语转型,将成为新的叙事趋向。厄尔·迈纳说,“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文学,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事实性与虚构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这里的“事实性”还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范畴,长篇小说企图包罗万象、吞吐时空的野心,必然需要接受来自不同逻辑、伦理、学科、文化的考辨,这是一度被搁置的命题。因此,在“长篇”内部施行逻辑化的经验主义、科学化的形而上学以及推演严密的现实历史叙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如此,繁复而神秘的内在世界以及由此铺衍出来的精神史诗,同样需要“长篇”的推演。从纵向来看,中短篇小说相对而言不可能容纳过多的时间段落,否则在仅有的篇幅内极易演变成为一种编年史,因而“长篇”必然担负着叙说现实或心理时间流变的使命;而以横向来看,即便是“长篇”,也只可博观而约取,于万象之中,取景、取物、取人、取事,表面似无定法,实则有着内在的规约,通过篇幅的延展加以定义和框准。在这个过程中,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演算的方法,其中涉及大规模长时段的结构锚定、情节推导、精神演变等,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原则、人性规律、话语形态与精神法则的“演算”。“演算”一词,尊乎“法”而不唯定法,周旋于现实与人心的“大数据”,建造结构推演情节理据充分,叙述人情讲说事理穿插有度,表现生活传导文化叙论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除法”是演算的一种,而“余数”是演算的结果。小说固然可以虚构,可以天马行空,但需要遵循内在的逻辑,依照既定的伦理。演算最基本的是加减乘除,极大限度地道尽世间纷繁,长篇小说是其中集其大成者。演绎历史,推及人心,无往不至,靠的就是话语的演化与美学的逻辑。“长篇”是百川入海,一开始就预设了更宽阔的容量与更宏大的气度,其间潮汐周始,洋流环行,无不依照自然法则,气象万千的背后,往往有律可循。

余华的《活着》虽以“活着”为名,实则多为死亡,小说里除尽温情与冷酷,福贵是最显豁的余数。更让人心有戚戚焉的,却是“除法”本身,也即历史的轰鸣与个体的归宿。尽管其中不无戏剧性的设置,但整个小说的叙事推演,不仅与历史驱动、现实形态若合符节,而且始终遵循精神演进的基本逻辑和人性发展的潜在伦理。对于长篇小说而言,人事甚至物情在历史与现实中除出的“余数”,靠的并不仅仅是其自身,更倚重如影随形的“除法”,也即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运算法则,将人心与人性有理有据地引向必定的归属与终局。

很多小说篇幅一拉长,人情物事一繁杂,就容易丧失分寸感。在“长篇”的“演算”中,昭彰的是一种写作守持与言说理据。叙事的“演算”如何获致一个坚硬的内核,这关乎着长篇小说的生死存亡。无论是除法之下诞生的“余数”,还是余数背后潜行的“除法”,小说家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者,“长篇”的文本更着眼于叙事的法则、语言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如此,小说中的主体经验及其美学表达方立得住身,也才放得出光。

《解密》中,在经历了之前巨大的挫败之后,背负解密之使命的黄依依在万千头绪中重整旗鼓,提出“所有的密码都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被破译的”,诚其如是,最终701在一种看似放松随意的“没谱”推导中,重新蓄积能势寻求突破,完成了最紧密的逻辑破解。

真正好的长篇小说同样需要这样的辩证,也即在长期的演算中求得灵光乍现的时刻,在充分的“法”与“谱”的叙事推演里获致旁逸斜出的“没谱”,终而于长久有效的周旋之后得以推进一格,或宕开一境。

未来的长篇小说写作,在吸收以往形式革新、美学经验的基础上,更需要注重文本的逻辑与内部的推演,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的想象和估算都不是随意的信马由缰,很多时候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求索更为严密的逻辑推导。如是内部谨严的“演算”过程,在于一个“法”字,胡编乱造必然逻辑混乱,不符常理者,便经不住推敲。当然,“法”只是写作的基础和内嵌的法理,不必过度拘泥,否则便显出平庸、乏味。故而这里倡导一种“没谱”之“法”,有法而无常法,循法而保有趣味,于有所度量中突破框囿。

“没谱”是倚重灵晕,破除程式化;法则是摒弃想当然的自以为是,追求推导演进过程的精准。毛姆说,“能否删减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大家之作,比如情节跌宕的《傲慢与偏见》在他心中就一个字也删不得,同样不能删的还有结构紧凑的《包法利夫人》。明智的批评家森茨伯利曾写道:极少有小说作品能经得起精炼和浓缩,甚至狄更斯的也不例外。”语言的精炼、表达的准确、结构的谨严,这是“大家之作”的基本状貌。

沈从文曾提出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里的“贴着”事实上讲的是小说叙事的潜在规约,其中需要坚守既定的美学逻辑,也势必脱不开小说家的艺术感觉。因而叙事和美学的法则是一种无定法的精准,一方面糅合了既有的观念伦理,“贴着”和牵住人物;另一方面则须于文本现场之中将其释放,使之于不同的逻辑样态中养成或变更性格。郜元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小说家不仅要‘贴着人物写’,还要‘贴着’自己在小说中的各种‘化身’来写。这些‘化身’,就是他根据需要,在小说中设立的千姿百态的‘叙述者’。”小说写作需要假借一定的法则进行,但这其中不是机械化的复刻,不是按部就班和中规中矩,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科学,小说家在释解艺术之灵魂的同时,也须“贴着”常识与逻辑向前推演,这是叙事得以成立的基石,也是人物站得住脚的关键。尤其长篇小说需要从纷乱的头绪和多元的牵引中实施推进和演变,更讲求语言和结构的细察考究,从而构筑出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的文本。就像砖石与沙砾需要严格依循工程原理累聚建筑,否则,再宏伟的构造,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长篇小说通过“演算”推进叙事和演绎人心,探求的是艺术机制与精神法则并存,主体创造与逻辑推理共进,经营叙事的一头一线,琢磨人物的一言一行,直至推演出最后的终局。《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从荣华走向衰颓,是政局的经济的缘由,同时也归于精神的涣散与人心的溃败,小说从千头万绪之中掌握结构、控制节奏,以百科全书式的姿态,演算出时代的大变局与世俗的心灵史。

米兰·昆德拉认为,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整饬相较,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长篇小说面临的自然更是一种庞大的丰富与复杂,由是,则更呼唤叙事的辨析,亟需内在而有序的话语梳理,令文化逻辑、社会形态、心理机制充分参与其中,以严密的美学“演算”,推敲出值得信任的文本世界。可以说,从琐屑繁复的细部,到宏大壮阔的构思,逻辑严格的推论与演算,始终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基本操守。

毛姆曾引用乔治·森茨伯利的观念提出,“《汤姆·琼斯》是一部生活的史诗——当然,不是那种最崇高、珍稀、激昂的史诗,而是一部描写普通人的、健康的普通生活的史诗;它不是完美无瑕的,但它充满了真实感与人情味。也许,除了莎士比亚,再也没有人像菲尔丁这样,能够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真实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越是浩浩汤汤的宏阔之作,就越不应当遗落“真实”的娟细水流,这是长篇小说所应秉持的叙事品格。对真实与真实感的执念甚至是偏执,既来自文学经典遥远的召唤,同时也是立于愈发虚空和浮夸的当下,重探长篇小说之未来方向。

即便如先锋文学将虚构设定为最高的真实,甚至将小说的叙事视为一种语言与形式的游戏,但是还原到小说的文本肌理时,同样追求的是语辞与表达上的无懈可击,场景的架构、人物的设定、情节的推演,都需要形而上的逻辑伦理支撑,所有的叙述演进都不是为所欲为的,想象的膨胀恰恰需要对应言说和叙事的真切谨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表面结构了乌托邦的空间与状似高蹈虚空的人事,延续的是作者一直以来的语言的神秘与结构的虚缈,但文本深处却有着内在的牵引和逻辑,其中投射出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轨迹,尤其人物身上所表征的历史症结与灵魂病征,都是有迹可循的。

这里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演算”,不是一种细致的斤斤计较的计量,也不是形而下的简单增减除余。从外部而言,长篇小说所牵涉的历史、政治、经济的基本事实与内在逻辑,成为叙事推演的基本要素;而从内部来看,关乎精神的发端转圜,关于人心与灵魂的算法,同样有待谨慎而严密的“演算”。

在德勒兹看来,“流是基于创造与破坏之间的某种强烈的、瞬间的和突变的东西”,其似乎是难以捕捉和塑形的,既道出了写作的旨归,也提示了其中之难度。“写作没有其他功能:是一种与其他流——世界的全部生成-少数者——汇合的流。”长篇小说则是不同的“流”之间的大交汇与大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重整、梳理与演算势在必行,唯其如是,才可以在充满“复杂性”的长篇文本中,对“流”进行解域与再造,最终“生成”特定的形式或形态,以此推演新的现实与未来镜像,演算深刻而内在的精神谱系。

小说以虚构和想象为归依,文本之中无不是变形、虚拟、夸张等元素的铺叙叠加,但愈是挥洒自如的构思,就愈有待滴水不漏的推演,以生成难以阻遏的命运,塑造无法复刻的形象。当下的长篇小说由于现实的丰盛与技艺的醇熟,愈发显露出气象磅礴、吞吐万物的兆象,但也时常凸现自以为是与破绽百出的弊病,那些缺乏耐心、粗制滥造与不符理据的“演算”,自然难以生成沉稳坚固的诗学质地。因而,长篇小说的写作,终究需要积经验与语言之硅步,守科学与逻辑之方圆,彼此并行而不悖,方可“演算”出关于未来的星辰大海。

原刊《当代文坛》2019第6期

本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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