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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开国元老,毛主席下令永不启用,晚年凄凉
2018-07-10 20:29:22 来源:西陆军事网 作者: 【 】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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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开国元老,毛主席下令永不启用,晚年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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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戴季英这个人,或许很多人都不熟悉,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被退出了“舞台”。其实戴季英是很早一批的共产党员,说其是元老级别的人物也不为过,他也为新中国奋斗了半辈子,可是却没有善终。

最开始的问题就是在红四方面军中的“肃反”运动,他坚决拥护王明左倾路线,大肆迫害军内的同志,有一次他竟然严刑拷打49名他认为“有问题”的党员,逼供不成就把他们全杀了。

建国之后,由于他不满自己仅仅是开封市市委书记,就上书给毛主席说自己的丰功伟绩,讲自己应该是河南省的省委书记。

毛主席对于这种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毛主席甚至直接指出戴季英就和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人一样简直无可救药。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央在1984年也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待遇,毕竟他也是新中国的奠基人。XLW

关于开国将帅,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开国上将王震的故事,这个故事收录在长征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传奇》一书中,既然是“传奇”,大家可不能较真。

王震老将军是开国上将,也当过国务院的副总理,老将军本是穷苦百姓出身,对老百姓很是同情,作为军队领导人,他更是爱兵如子。

1953年,王震担任铁道兵司令兼政委,为全国的铁路建设做贡献。1954年的时候国家决定动工修建一条贯穿福建省铁路线,被称为鹰厦铁路。

这条铁路北起江西的鹰潭市,南至福建厦门市,所以又叫鹰厦线,由王震所部的铁道兵担任修建,于1954年开始修建。

在修建铁路时经过一个县,由于该县不配合解决修建铁路官兵的住宿问题,导致许多连队没有房子住,找地方领导沟通,地方领导就以县里穷为理由推辞。

王震作为司令怎么能看着士兵白天辛苦,晚上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就让自己的秘书去和地方领导沟通,秘书一去就直接找到县长,这个县长见秘书也是少校,和自己平级,就不太热情。

秘书去沟通还是没有成功,后来王震老将军决定自己去,当然不是明摆着去,而是暗地去看看这个县长究竟是怎样的人,竟然如此不负责任。

于是王震穿着便装就去了,他在门口问清楚了县长的办公室后就直接进去了,王震进入就问:“你是县长吗?”那个县长见一个普通的老头这样问自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继续看着报纸,于是王震上前一把扯开报纸,这个县长怒了,说着就威胁说:“你再不走,我就让公安局的来抓你了。”王震反问道:“你个县长可以随便抓人?”

果然这个县长拿起电话打了出去,一会就来了一辆警车和几个民警,不多说就给王震带上手铐,带到外面准备拉上车子。

警车带着王震刚走到大路上,就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王震的警卫员发现王震在警车人连忙让警车停车,警察不认识啊,自然不听。

后来跟警卫员的一起的许专员喊话,才让警车停下来,几个警察傻眼了,原来这个“老头”正是王震上将。闻讯而来的县长更是傻了,连忙道歉,附近的老乡都跟着看热闹过来了。

王震严厉的对着道歉的县长说:“没有一点责任心,你当什么县长?我要打电话撤了你的职!”

在场的百姓听见后拍手称快,王震跟着许专员回去后立马给省长叶飞打了个电话,那个县长就被免职了。

紧接着铁道兵的住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57年鹰厦铁路正式通车。这就是王震怒罢县长的故事,王震为老百姓,为士兵的精神可敬。

后来,王震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官存在!只要让我碰上了,绝不姑息!”

1909年1月24日,陈再道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一个贫农家庭。红军时期,陈再道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与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邓麾下著名的干将。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纵横中原,屡建战功,被陈毅称为“再战之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再道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2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初期,陈再道主政的武汉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实事求是的观察判断,出手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骨干分子,迅速稳定了局势。在当时情况下,敢跟文革领导小组对着干着实不易。

改革开放之初,他官复原职了,此时他的大儿子又被判处死刑,这着实又让人不解。此时主政的领导人是他的关系很好的老领导了,可能他们是遵循法治,不徇私情了吧。

将军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陈东平,是一个让他头疼的坑爹儿子。

陈东平从小不爱读书,据说中学阶段就有纨绔子弟的样子。1960年7月凭推荐进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学习,严格的军校生活令他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然而很多不良的行为习惯仍在暗中继续,他无心向学,每个学期都有不及格的,少则一门,多则四门,成了高干子弟中表现最差的。

1962年8月,他以身体有病,请求降级为由休养半年。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收听敌台广播,什么“台湾之声”、“美国之音”,让他如痴如醉,越听越上瘾。再就是大看“内部电影”,忘情地欣赏西方世界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生活......

-最后,他向海外特务机关发出“上山入伙”的信件。准备与敌人取得联系后,伺机外逃,到台湾那边去享享福------

鉴于当时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陈东平主动与敌特机关通信联络,情节是严重的,属于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哈军工党委根据总政的意见,给予陈东平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动教养两年的处分。

“陈东平案”给哈军工极大的震撼,特别令全院的干部子女学员惊愕不已。陈东平后来被送到某部队农场劳动教养,然而他又一次失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机会,两年的劳教似乎是在住疗养院。

结束劳教后,他并没有改邪归正,又神气起来,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往下滑,1980年左右调入河南省外贸公司,1983年“严打”时被捕,1984年4月在洛阳公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她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却投靠日伪助纣为虐,抗战胜利后,一手策划出逃日本,后在国联的压力下,被日本遣返,后被军统局收监,数月后在审判席上,被国民党特种审判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面对通敌卖国的罪名,她说:“我没有当汉奸,我是曲线救国”。并凭借所学积极为自己开脱,但未能成功,后不满判决的她,选择继续上诉,最终被高等法院驳回,关押至北平第一监狱。

国民党逃亡之后,此女原以为凭自己是高级知识份子,能够得到新政府的特赦,但未能如愿,直到刑期结束,才释放出狱,从此不知所踪,有人说她远走他乡,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此女名莫国康,原国民党伪政府幕后主使人之一。

莫国康祖籍广东番禺人,年少之时家境十分贫寒,曾数次差点被重男轻易的父亲卖给地主家的傻儿子当童养媳,好在有一个开明的叔父,在叔父的帮助下,年仅18岁的她考上了北大,名声大噪。

但父亲始终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套说法,认为女子读书便是浪费国家粮食,浪费家庭钱财,一气之下的莫国康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此举也为她日后走上不归之路做了铺垫。

为了出人头地,莫国康不断结交当时的权贵人物,但她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她姣好的容貌被上流人士啧啧称赞,赞美之声不绝于口。

进入北大第二年,就被同学们冠上交际名媛的称号,但莫国康不仅不已为耻辱,反而沾沾自喜,北大读书第三年,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伪上海市长陈公博!

陈公博原是中共一大代表,后因吃不了苦自行脱离党组织,并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追随汪精卫当了一名汉奸,汪伪政府成立后,是其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出任伪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一职。

陈公博是国民党要员,莫国康则是一名学生,按理说两人八辈子打不到一块去,怎么就勾搭一块去了?只能说莫国康心计太重,莫国康知道通过交际,只会让别人认为是一个向往上爬的花瓶。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莫国康开始学习,并开始通过各大报社发表一些文章,以此来吸引上层认识的注意,皇天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莫国康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

在莫国康的回忆录中,曾详细的描述第一次见陈公博的情景,莫国康说:“他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但他见到我之后,突然笑了起来,这一笑使我倍感亲切。”

此后莫国康与陈公博发生了什么,众人不得而知,仅知道莫国康从此之后,出行有小桥车接送,穿着人工裁剪的旗袍,端庄且秀丽,生不出亵渎之心。

后来众人都知道了,莫国康这位毕业北大,选修法学的高材生,当了汉奸陈公博的情妇,此前已经说过莫国康并不想当一只金丝雀,她有自己的抱负及理想。

汪伪政府成立后,利用陈公博的职权,莫国康当了立法委员,人称“莫委员”主要分管禁毒和粮食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份肥差,至于她从中赚了多少黑心钱,不得而知。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莫国康同样如此,从莫委员,上升到莫夫人,即使陈公博的原配夫人知道陈公博在外保养情妇,也仅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此举更加增长了莫国康的野心。

经常挽着陈公博的手成双成对出入各大高级会所,仿佛在向陈公博夫人宣战,俗话说的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日本战败,风光一时的陈公博倒台,其莫国康同样受到牵连。

为逃脱法律制裁,莫国康一手策划逃亡日本事宜,并制造了假死企图蒙混过关,但在大势面前谁都保不了你,面对国联的压力,日本政府决定遣返莫国康及陈公博等人。

最后陈公博被判处死刑,莫国康则被判十年,莫国康这位北大高材生说不服气,并选择上诉,但被高等法院驳回并维持原判!XLW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奸,吴三桂算一个,但是吴三桂也只是引清兵入关,这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内部事件。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可是投靠了中国的死敌——日本,这个人就是抗日期间的大汉奸——汪精卫。在一些影视剧中常常提到“汪伪政府”,当然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在抗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汪精卫就在日本死于“多发性脊骨瘤肿”,后来运回国安葬,汪精卫的坟墓是用十几吨的钢筋水泥,可谓是铜墙铁壁。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就将汪精卫的坟墓从梅花山铲除了。

最后大汉奸汪精卫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那么他的子女呢?汪精卫的子女还不少呢,和妻子陈璧君一共生育了6名子女。

后来一个儿子夭折了,其他的子女还是过得非常好,战争胜利之后,最小的儿子汪文悌被判为汉奸罪,但也是缓刑。

后来汪文悌晚年在香港过从事了桥梁建筑的工作,大儿子在德国学习,后来定居美国,大女儿在香港从事教师的工作,退休之后移居美国,二女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医药工作,后来成为了修女。不知道是不是为父亲赎罪,三女儿早年在替父亲整理文稿,后来在香港大学担任教授教育人子。

看看汪精卫的几个子女都没有在大陆生活,并且在外面混的很好,都属于知识分子。相比每个人都唾骂的汪精卫,他们算是幸运的。据说,在汪精卫墓地遗址的地方还有建立了一座汪精卫的跪像。

顾顺章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的叛变差点让当时的上海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也受到了惩罚,全家八口人全部遇害,后来周恩来手下留情,保住了他的女儿顾利群。

今天我们不讲顾利群,跟大家讲讲顾利群的丈夫祝仁波。祝仁波生于1922年,曾经是军统电信技师,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从日本手中争夺第一个县城解放的战争,云南腾冲战役。当时腾冲的电台被日军炸毁,祝仁波奉命火速前往腾冲修复好电台。接到命令后的祝仁波从重庆出发,花了4天的时间来到了腾冲。

当时指挥官十分焦急,对祝仁波说道:“如果电台修不好,我让你脑袋搬家!”正当要枪毙的日子,祝仁波把电台给修好了。也许很多人会说笔者在吹牛,这祝仁波难道真的有这么大能耐?

那我就讲一下祝仁波的身份,祝仁波从小就是富家子弟,他的姐姐就是陈一白将军的老婆,而他自己还是魏大铭将军的副官。陈一白将军解放后被判处反革命罪,最后被枪毙。而魏大铭去往了台湾,从少将升任中将,并委以重任。祝仁波当时也差点被枪毙,由于他会修电台,属于高科技人才,所以得以生存下来,但是也整整坐了36年的牢,直到1988年才被放了出来。

祝仁波从30岁开始入狱,66岁才被释放。后来他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其实这个待遇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并不是红军,只能算一个抗日战士。关于他出狱之后的岁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如今的他住在只有五平米的出租屋内,月收入:按上海城市低保,每月420元人民币。

祝仁波晚年曾回忆道:“自己应该只坐了31年的牢,后面5年应该算是仍然在监狱中工作的新生人员。”如今祝仁波靠给别人修理电瓶车为生,也经常会有些社会团体对他进行慰问。对于往事,祝仁波也十分坦然。也不像以前那么激进,明明自己交待了所有材料,还是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中共史上15个大叛徒,最后一个背景有点深!

1、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周恩来称“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

2、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3、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

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4、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5、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

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

6、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7、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

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

8、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图为边区抗日武装培训党政干部的乐陵城文庙。

9、何畏(1900—1960),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曾在长征中对毛泽东连开十余枪,后于延安时期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

10、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

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

11、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12、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

13、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4、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15、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XLW

【提要】他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委员,被国民党枪决后,居然死里逃生。可是他却背叛信仰,开始一心为国民党卖命,反共45年。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早年生活贫苦,曾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

当时该校校长为张澜。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半年,之后即在张澜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前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国民党,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华人游行示威。

1926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

因而产生1928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他在第二次被捕后叛变,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

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

这个口号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

1949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

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

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任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XLW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

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

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

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

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涂孝文被捕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后来,受狱中革命同志的感染和影响,涂孝文思想发生了变化,想重回党的怀抱。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

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个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

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着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

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不过,他总是以“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个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

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

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讯后,特务们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

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

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

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

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八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

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

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8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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